相反，在任何经济世界内部，文化和经济的地理分布可以有很大差异，甚至互相对立。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各有中心，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在13、14和15世纪，主宰西方文明的并不是作为首要商埠的威尼斯或热那亚。佛罗伦萨领风气之先，发动了文艺复兴；与此同时，它把自己的方言托斯卡纳语强加于意大利文学。威尼西亚方言十分生动活泼，理应能够征服意大利文学，却在这方面甚至没有进行过尝试。难道因为一个取得了经济胜利的城市，或者一个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不该包办一切吗？阿姆斯特丹于17世纪春风得意，但侵入欧洲的巴洛克风格却以罗马为中心；马德里勉强也可称是一个中心。18世纪的伦敦在文化方面同样未执牛耳。勒勃朗教士1733至1740年间访问伦敦，他在谈到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建筑师克利斯托弗·瑞恩107时指出，“除了他没有把比例观察正确以外，他无非把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图样紧缩了三分之二”。他接着又对英国乡间别墅评头品足，说它们“依旧是意大利风格，但运用并不始终恰到好处”。108在18世纪，英国不但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而且更多地受欣欣向荣的法兰西文化的渗透。人们承认法国具有精神、艺术和时装的优势，这对它未能称霸世界无疑是个安慰。勒勃朗教士又写道：“英国人十分喜爱我国的语言，竟从法文版阅读西塞罗的著作。”109他听够了关于在伦敦受雇的法国仆役人数众多这类闲言碎语，不胜厌烦，就反驳说：“你们所以觉得在伦敦为你们服务的法国人太多，是因为你们的人有模仿我们穿衣、卷发和扑粉的癖好。你们的人硬是要赶我们的时髦，因而不惜重金聘用法国人来教会他们种种可笑的打扮。”110可见，作为世界中心的伦敦，尽管本国也有辉煌的文化，却在这方面一再向法国退让和借鉴。何况这样做并不始终心情舒畅：据我们所知，1770年前后，成立了一个抗拒法国风气的团体，入会者发的“第一个誓愿就是不穿法国制造的任何服装”。111但一个团体哪能抵挡时尚的流行？蒸蒸日上的英国没有动摇巴黎在知识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远届莫斯科的整个欧洲全都灵犀相通，硬是把法语当作上层社会的语言和欧洲思想的交流工具。同样，在19世纪末和法国和威尼斯在18世纪的声望：在宁芬堡，巴伐利亚之凡尔赛，1746年举行的一次威尼斯式节日庆祝活动中的划船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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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