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各自立场进行辩护的论点是否有力，这并非问题所在：诚然，像德里达这样的书写学家(écriteuristes)已经为文本意义的非同一性进行了辩护；而像吉登斯和哈贝马斯这样的言谈学家(talkists)（如果能允许我使用这一生硬的术语）则使我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复杂性。我感到，这两派人在选择语言经验的关键层面时，都严重偏离目标。标志着20世纪发达社会的特点的，恰好就是电子介入的新型语言经验的出现，它们不会很容易地便与言说或书写的特征相吻合。如果联系到电子语言的出现，将言说/书写这一辩论语境化，那么人们对此辩论就能有很深的理解。作为社会理论及文学理论优先关注的对象，语言能够出现，自有其社会语言学条件。谈到这一话题，在此似有必要把话扯开一点。
我将站在言谈学家一边，把讨论只限制在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上。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大肆鼓吹以“言语（laparole)”代替“语言（lelangue)”，以言说（speech）代替“语言(language)”(从结构主义关于内在二元对立网这层意义上理解)。在过去的十年里(译按，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法国知识分子已经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转向以语言为中心的理论，从针对自由主体问题的理论转向揭示结构内部复杂性的理论。1968年5月的那些日子里，巴黎满街活跃着夸夸其谈的人，那些感到被结构主义思潮取代的知识分子（如，亨利·列菲弗尔，埃德加·莫林〔EdgarMorin]）如今指着众声喧哗的场面，以此作为证据，证明革命仍然可能，证明主体依然可能是历史的行为者，证明一个由共同在场的自我监视的言谈者组成的自由群体的语境会消解无意识结构的制约。面对“五月风暴”那种无可辩驳的喧嚣场面，结构主义人类学领袖列维-斯特劳斯伤心地宣布结构主义已经结束。对“五月风暴”后的平静日子所做出的最初反应中，值得注意的是大众群体的短暂出现被左派误认为是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定义不够充分的证据。当我回顾那些事件时，我却看到，对发达社会中的对抗进行历史中立化时，出现了暂时的断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断裂都无法证明结构主义的任何不足，这种断裂反而指向了当今社会具有的这种能力，即能够先发制人地阻止街头的群众集会或任何半官方机构的集体言语行为。换言之，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其特殊的性质表明了信息方式的力量，表明了电子媒介语言的力量，这种力量抑制了社会变革语境中，亦即哈贝马斯所谓的“公众领域(the public sphere)”中的集体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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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