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权威模式
我们必须避免仅仅用排除法去界定向帝国的跃进，即仅仅说帝国不是什么，比如说，仅仅说帝国这一新的范式是由民族国家的衰落、国际市场摆脱管制、国家主体间抗争的终结等等来界定的。如果新范式的构成要件仅限于此，那么它的结局将是真正的混乱。权力既惧怕又鄙视真空，米歇尔·福柯并非指出此点的惟一之人。新的范式已经可以加以正面的定义—它也必须如此。
新的范式既是网络系统，又具有等级结构。它既以集权形式构造常规，又在广阔的区域内生产合法性。它四处伸展，包容世界。它的初始模型是一种具有动能和柔韧性的系统化结构，这种结构在水平方向上发展联结。在思想上走一点捷径，我们可把这种结构构想为尼克拉斯·拉赫曼(NiklasLuhmann)的系统论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混成品。②有人称这种状况为“没有政府的统治”，以此来指明它的结构逻辑。它的效力有时不可察觉，但始终存在，而且与日俱增，最终将所有角色扮演者席卷入整体的秩序之中。①在全球秩序中，系统总体性占据了支配性位置，它坚决地打破先前存在的一切辩证对立，发展出一种呈线性和自发的角色融合。与此同时，在这一秩序的最高权威下形成的共识显得越来越有效力，所有的危机、争端和分歧都有效地推进交融过程，也以同样的效力呼唤一个更集权的权威的出现。所有事物都导向和平、平衡和妥协冲突的价值观。全球系统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帝国权利的发展)就如一部机器的发展，这部机器一刻不停地把契约化程式施加到世界之上，最终引导世界达到系统的动态平衡—这是一部不断产生出对权威呼唤的机器。这部机器似乎早已预设了权威要发挥作用，行动要横跨整个社会空间。每个运动都是固定的，只有在系统之中以及在与系统相应的等级关系之中，它才能找到自己的预定位置。这种运动的预构性界定了新的范式—帝国世界秩序的构成过程的实质。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关于海湾战争和它的正义性，读者可参阅 Norberto Bobbio 的专著Una guerra giusta？Sulconflitto del Golfo(Venice:Marsilio, 1991), Ramsey Clark 的专著 The Fire This Time: USWar Crimes in the Gulf(New York: Thunder's Mouth Press, 1992),Jürgen Habermas 的专著The Past as Future(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4);以 JeanBethke Elsh-tain 主编的论文集 But Was It Just? Reflections on the Morality of the Persian Gulf War(New York:Doubleday,1992)。
②关于 Niklas Luhmann的系统论对国际法律理论的影响，读者可参阅 Gunther Teubner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收录在 Gunther Teubner和 Alberto Febbrajo合编的论文集 State，Law, and Economy as Autopoietic Systems(Milan:Giuffrè,1992)。Charles R. Beitz在他的专著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尝试对John Rawls的伦理一正义理论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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