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改变仅仅在形式上和次序上发生，它总是软弱和含混的。杂交本身只是个空洞的姿态，而单纯拒绝秩序只会把我们带到虚无的边缘。情况甚至可能更糟：这样的姿态可能会加强帝国的权力，而不是向它发出挑战。只有当我们把注意从形式和次序问题转移到统治和生产实践上时，新政治学才会具有真实的内容。在生产领域，我们将认识到，这种流动和人为状态并不仅仅代表着少数特殊群体的个别经验，而是代表着大众的普通生产经验。早在19世纪，无产阶级就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游民。①即使他们的生活被固定在某一地理区域内(大多数情况如此)，他们的创造性和生产能力为肉体的和本体的迁徙做了解释。正是凭借劳动者的普通经验，以及具有建设效应和本体含义的新技术，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形才得以出现。一直以来，工具都起到了人造肢体的作用，它在生产实践中被融入我们的身体。不管是对个体而言，还是对集体性的社会生活而言，它都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异。当代的出逃形式和新的野蛮生活则要求工具成为人体的一部分，把我们从现代人类存在状态中解放出来。再回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内与外的辩证走到终点时，当使用价值的独立位置在帝国的疆界里消失时，新式的劳动力就要承担起重新创造人类(或者说是后人类)的重任。完成这一任务的重担将主要落在新的、越来越非物质化的情感和智力劳动力的肩上。在他们构起的社区中，在他们推出的人为状态计划中，这一任务将最终完成。
从海德格尔到阿多诺到德里达，批判思维的解构阶段为寻找冲出现代性的出口提供了一件强大的武器。但随着上述变迁的到来，解构主义也失去了效力。①括号两边的断口已经闭合，我们面临着全新的任务；构造，在虚无之中，一处新的领地；从本体上构造人类和生存的新特性，构造出一个强有力的人为存在。在唐娜·哈拉威的生化人故事中，生化人居住在人类、动物和机器三者之间的交叉地带，这样的故事比解构主义更有效地向我们介绍了新疆界中存在的种种可能。但不要忘记，那仅仅是故事。真正能够推动理论工作向前，真正能够实现潜在变形领域的，仍然是新生产实践产生的普通经验，仍然是新型的交往、生物、机械技术这样的强可塑，高流动领域里劳动力的集中。
间奏—反帝国
① 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 558, note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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