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警察”表现为同法庭、军队、国库一道统领国家的行政机关，这话不错。可实际上，它几乎包容一切。图尔凯(Turquet)如此说道：“它向外伸出触须，探入人们的一切生存状态中，探入人们正在做或承诺做的每一件事中。法庭、金融、军队，这些都被纳入它的力场之内。”警察包容一切。
—米歇尔·福柯
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已经能够发现帝国的观念起源中的一些成分。可单单从那一个角度，我们很难(即便并非完全不可能)理解帝国机器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法律根据和法律体系总指向它们之外的一些东西。通过权利的演化和运用，它们指向在社会现实层面上界定了它们的交易的物质状况。我们的分析现在也必须深入到那个物质性层面，在那里探察统治范式的物质转型。我们需要找出生产社会现实的各种力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确定驱动这一生产的主体。
控制型社会中的生态权力
在许多方面，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为探察帝国统治的物质性职能划定了区域。首先，福柯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历史过渡。①在规训社会中，社会控制建立在一个由各种设施结成的庞大、复杂的网络体系之中，这一网络体系产生和规范了风俗、习惯及生产实践。通过各种规训机构(监狱、工厂、收容所、医院、大学、学校，等等)，这种类型的社会的作用被启动，并确保人们服从于它的统治，服从于它的接纳和/或排斥机制，从而对社会领域进行建构，提出顺从规训“理性”的逻辑。实际上，规训力量的统治手段是建构思想和行为的参数与极限，它预设正常行为，禁止反常行为。福柯概括性地称古代的政体和法国文明的古典时期为规训社会，以它们来例示规训的出现。再高度概括一点，我们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处在这种权力范式之下。与之形成对照，我们应理解，在控制社会(这种社会类型发展于现代性的顶点，并开启了通向后现代的门户)中，控制机制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内存于社会领域之中，这种机制通过公民的大脑和身体传播，符合统治要求的社会融合和排斥行为因此也越来越内存于主体自身。现在，行使权力的机器直接组织人的大脑(通过通讯交往系统、信息网络等)和人的身体(通过社会福利系统、活动监控系统等)，把人们驱入与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的自动间离(alienation)之中。故而，控制社会的特点可表述为规训的规范化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这种社会内在地驱动我们的日常行为，但这种社会中，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使它的效力范围远超出由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构架严整的场所。正是在这一点上，控制与规训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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