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福柯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态政治本质。①生态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形式在内部规范社会生活，它追随社会生活，解释它、吸纳它，并把它重新表述。只有当权力成为一种内在的、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也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接纳权力的这种职能作用，并按照他或她的意愿启动它时，权力才能达到对民众的全部生活的有效控制。如福柯所述：“生活现在已变成……权力的目标。”②这种权力的最高职能是层层包裹生活，它的基本任务是指导、管理生活。因此，在生态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了权力追逐的猎物。
在福柯的作品中，这两条主线相互交错，指明只有控制社会才能采纳生态政治环境，作为其专有的指涉域。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过渡中，新的权力范式得以实现，对它的界定由各种把社会确定为生态权力领域的权术完成。在规训社会中，生态政治权术的效果尚不全面，因为在那种社会中，规训行为是按照相对封闭的、地缘化的、量化的逻辑发展起来的。社会戒律将个人钉在各种制度之中，但并不能成功地将个人彻底编排入生产性实践和生产性社会化的韵律之中。它尚未达到饱和、浸彻个体的意识和肉体，处理、组织个体的总体生活的境界。这样，在规训社会中，权力与个体的关系就始终是静止不动的：它表现为权力戒律对个体的入侵以及与此相应所产生的个体的反抗。与此相反，当权力已彻底生态政治化时，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并已发展为虚拟状态。这种关系变得开放、量化、情感化。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伸展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已完全被纳入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①
第二章 生态政治生产
① 读者主要可参阅Michel Foucault 的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New York: Vintage, 1978)。关于Foucault 在其他地方对生态政治这一概念的论述，可参阅“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theEighteenth Century",收录于 Colin Gordon 主编的 Power/Knowledge(New York: Panthe-on,1980),166 – 182 页:“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收录于 Dits et écrits(Paris:Gallimard,1994)第 3:207-228页，特别是 210 页；和收录于同一部书中的“Naissance de labiopolitique”，3:818-825页。关于Foucault之后的著作者在生态政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读者可参阅 Hubert Dreyfus 和 Paul Rabinow 合编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and Hermeneutic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第 133 - 142 页; 以及 Jac-ques Donzelot 的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New York:Pantheon,1979)。
②参阅 Michel Foucault 的文章“Les mailles du pouvoir”,收录在 Dits et écrits中,4:182 - 201; 引文在194页。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