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是帝国控制的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基本媒介。管理通讯、建构教育系统和规范文化如今显得比以往更像主权的特权。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无线电中解体。当代通讯并不从属于主权；相反，主权似乎从属于通讯—或者确切地说，主权通过通讯系统表现出来。在通讯的领域，这种导致了地区和(或)国家的主权消亡的悖论比以往更加清晰。通讯的非区域化的能力是独特的：它并非通过限定或削弱现代地区性主权而达到要求；它要抨击的正是向一个地区联结一种秩序的可能性。它赋予一种持续和完全的表征的流通。非区域化是最基本的力量，而流通则是社会交往展示自身的形式。用这种方法和在这种无线网络中，各种语言变得对流通有了实用价值，从而使各种主权关系解体。教育与文化也不得不服从于这种景观下的流通社会。这里我们达到了秩序与空间之间关系被消解的整个过程的一种局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在另一空间中理解这种关系，即在原则上不可能被主权行为的表现所包含的一个另外的所在。
通讯空间被彻底非区域化了。它绝对区别于我们一直从物质力量的垄断和金融标准的确立等方面进行分析的残留的空间。这里不是一个残留的问题，而是变质的问题：政治的经济和国家理论的所有要素的一种变质。通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资本通过它成功地使整个全球社会服从于其统治之下，压抑了所有其他的道路。即便真的要设计一条其他道路，它须从真正具有吸纳性的社会中涌现出来并展示其核心的所有矛盾。
这三种控制手段使我们又想到帝国的权力金字塔的三个层次。炸弹是一种君主权，金钱是贵族权，而无线电则是民主权。在以上各种情况下，也许看上去好像这些机制的脉络被美国所控制。也许看上去好像美国是新罗马，或是一群新罗马；华盛顿(炸弹)、纽约(金钱)和洛杉矶(无线电)。然而，任何那种关于帝国空间的地域概念不断地被处在帝国机制核心的本质的弹性、流动性和非区域化所动荡。可能垄断武力和规范金钱能获得部分的区域决定权，但通讯则不能。通讯已成为确立生产关系的中心要素，引导着资本主义发展，也转变着各种生产力。这种动力创造出一种极度开放的形势：此处中心化的权力点不得不面对生产主体的权力，即所有那些有助于通讯的互动生产的权力。这里在生产的新形式受帝国统治的这种流通领域内，通讯以毛细血管的形式得以最广泛地传播。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主权，或治理控制下的全球社会
①M.A.已用结构的语言清楚地论证了金钱体制的暴力和专制的权力。见La violence de lamonnaie(Paris:PUF,1982),亦见论文集 WernerBonefeld and John Holloway, eds. GlobalCapital , National State , and the Politics of Money(London:Macmilla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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