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鹰
奥匈帝国的国徽—一只双头鹰——倒是对当代帝国形式的一个恰当描绘。但是在昔日,那只老鹰的两个头眺望的是两片相对自治、和平共处的领土。可今天,它的两个头相互对视,相互啄咬。
帝国之鹰的第一个头是由生态政治控制机器构造起的司法结构和宪制力量。无论是帝国的司法程序或帝国机器都始终受制于矛盾和危机。秩序和和平—这两个为帝国所推崇的价值—永远也不会实现,可它们会不断被提议。帝国的司法程序经历过这频频爆发的危机,把它们视为自身发展的代价。然而,附加项目总存在着。帝国在不断扩张,并不断施压,要求越来越紧密地遵从复杂、深刻的生态政治领域,这就给帝国机器施加了压力,使它在似乎解决了一项冲突的同时,又为其他项冲突的发生打开门户。帝国机器试图使它们与自身工程取得通约性,可它们依旧出现,仍旧不可通约,新领域的一切成分都在时空中流动,变幻不定。
帝国之鹰的另一个头是由全球化的生产主体、创造主体构成的民众复合,后者已学会如何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上航行。这些主体处在永恒的变动之中,形成繁若星云的个体和事件,在全球范围内一刻不停地重新设定系统的特性。这种永恒的变动可以发生在地域上,但它也可指混杂之物在形式和程序上的调整。在这个永远变幻不定的领域,“系统”与“非系统运动”根本无法被固定在符合逻辑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之中。①即便新的民众制造出的非系统性成分实际上也是无法与系统通约的全球力量。在帝国系统缔造的秩序之内,每一次爆炸性事件都会震撼整个系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偶然性和不可靠性就是我们居住其中的制度框架的特点。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其特点就是事件序列的不可预见性。这些事件序列在时间上变得越来越短促,越来越紧密,因而也越来越难以控制。①随着事件不断加速自身的时间性,帝国也越来越难以对事件时间序列的不可预见性进行干预。各种斗争已展现出与此最相关的一个方面是突然加速。这种加速通常是累加好的,但它也可成为一场大爆炸,展示出固有的本体力量,在无法预见的时刻对帝国的核心平衡给予一记猛击。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参见 Giovanni Arrighi, Terence Hopkins 和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 Antisystemic Move-ments(London; Verso,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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