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论享有广泛的影响力以及受到同样广泛的批评。它因为聚焦于跨国企业对发展的影响、忽视国内阶级和权力关系而受诟病。依附理论家以检视这些国家内的买办精英的角色、特殊区域的较为富裕的半边陲国家的影响力作为回应。它们各自都对核心内陆地区价值创造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批评也指出了依附视角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具体说来，批评家指出，依附理论倾向于停留在这样的逻辑上：跨国资本似乎控制了国家，并把政府变成不过是管理积累过程的一种工具。对此的一种回应是，通过纳入一种关于国家的更为行动主义的解读来扩展依附路径，承认在欧盟、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秩序的基础上，发展跨国国家结构的需要，协调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冲突的需要，以及回应社会阶级、运动和利益冲突的需要。再者，对依附理论的批评为文化分析、发展中国家持久的评判传播研究兴趣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不过，这种研究旨趣与依附路径提出的总体的经济推动力很难彼此适恰。尤其是，一种更为成熟的依附理论可以为从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人们提供一些空间，尤其是使之检视政治经济的完整循环过程以及检视构成文化接收和建构的过程与抗争(Mattelart，1986)。
尽管如此，对依附理论的批评，也深层次呼应了那些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思潮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攻击。后结构主义拒斥讨论资本循环和政治经济过程与文化实践的关系的价值，坚持认为依附理论的分析错误地从充其量是松散连接的、游离的、地方性的实践中建构社会总体性。后结构主义指出依附理论不过是在制造另一种宏大叙事的努力，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社会和文化实践考验的总体性话语(Tomlinson，1991；Featherstone，1990)。这种攻击加深了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一种全球文化研究的兴起之间的裂痕，这些裂痕有待于新研究去探讨，尤其是出现在西方核心的外围的研究，要面对这些裂痕并努力克服之。其他一些结论，我们在第六章将转向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趋势。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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