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聚焦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媒介的抵制，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地区性特征，这种趋势使北美的政治经济研究有别于欧洲，也使北美和欧洲有别于发展中国家。如同前几章描述的，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倾向于论述传播工业中系统的和特殊的问题，包括媒介权力日益深化的集中以及支持性的国家政府力量的增长。这些趋势有助于建立一个军事-工业-媒介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却威胁了那些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民主和自由。欧洲研究更自觉更理论化，主要关注如何把传播研究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总体中，明确地说，也就是整合进马克思的思想。最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支持了为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而努力的社会运动。这些研究处理这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反驳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以及依附理论的国家和地区运用。这些趋势当然也有例外，但当我写本书第一版时，该特征还是足够明显的，因此我完全有信心沿着这些地区的研究重点描绘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但现在由于地区差异明显地消逝，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来自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学者对共同面对的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Calabrese andSparks,2004；Wasko and Murdock，2007)，并且，一个地区正在处理的主题就是另一个地区曾经的突出主题，这种情况已是稀松平常的了(Artz，Macek, and Cloud, 2006; Mansell, 2004)。
北美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包括如下研究：数字技术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经济(Schiller，1999a)，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播研究的关系(Artz，Macek，and Cloud，2006)，以及自治论理论应用于利用新媒介开展的社会运动(Dyer-Witheford，1999)。人们也可能发现对媒介问题的具体研究，比如，媒介的商业化，欧洲研究中有关公共媒介的衰落(Mansell，2002；Sparks，2007)。最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继续参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以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运动。虽如此，也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第三世界的知识圈已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增长产生了浓厚兴趣(Chakravartty andZhao，2008；Liu，2006；Review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2004)。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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