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当前的研究继续着从政治经济视角去追求历史分析的趋势。更重要的是，研究已经与较传统的传播研究的历史分析形式分道扬镳了。这种传统的形式倾向于强调个人，比如，像默多克(Rupert Murdock)这样的媒介巨鳄被看作是媒介发展的驱动力。媒介历史就是“大人物”的历史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是愉悦人的，但这种研究如今之乏善可陈如同在赫斯特(William RandolfHearst)时代那样。这样做对理解电影《公民凯恩》(CitizenKane)有好处，但却不利于理解媒介。对媒介历史较为深思熟虑的做法曾经是聚焦于技术发展的弧面，以及将传播史与广播或电视等具体媒介的历史相等同。然而，这种路径倾向于具化技术，给技术以自我生命，这与社会和政治势力型塑技术发展的方式不成比例。当历史研究转向社会和政治的研究，它已倾向于对政策和政治做倒转研究，后者是政府和企业精英们制定的。比起将一个媒介巨人或者一门特殊的技术神化(它们充其量提供了分享着一种普遍的政治倾向的精英人士之间的冲突的洞见)，这种视角更有意义(Hills，2007；Winseck and Pike，2007)。但这种视角通常也忽视了考虑精英圈子外的抵制，尤其是传播历史如何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斗争领域。
这种认识描述了今日历史分析的特征，这种历史分析就是采纳了政治经济学视角。具体说来，他们揭示了今日适宜的媒介体系是深刻抗争的历史结果，不仅关乎决斗的资本家和他们在政府中的联盟，还包括工会、市民群体、消费者联合、宗教狂热家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公正组织。麦克切斯尼(1993)在分析为控制美国的广播而进行的战斗时，牢固地确立了这一路径的地位。从很早以来，广播既不是超越政治，也不是对少数精英分子有利的政策领域，而是被确认为对民主和诸多社会运动组织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些运动组织使用他们能有的权力去使广播民主化。为达此目的，他们为广播台而战斗，工会、当地社区和各种公共利益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去控制这些台。他们为市民接近广播电视而奋斗以反对支配性的企业对广播的控制。他们通过推动对规制的大众控制，为使政策过程民主化而斗争，这些规制可以拿走执照，可以分配波段，并为媒介的公平使用建立规则。本质上，为广播奋斗也就是为民主奋斗。广播不仅是少数先锋的工具，或者是深奥的空中魔力占卜者，它还植根于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战斗中，使美国新政的支持者与支配性的保守势力竞争，这些保守势力通常在美国政治中占上风。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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