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也处理其他媒介的历史轨迹，尤其是报业。例如，特蕾西(Tracy，2006)撰写了国际打字工人联合会在为控制劳动过程和在报业中新技术的引入的斗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斗争在1964年发生的异常罢工中达到高潮，致使纽约市的报业关闭了四个月。特蕾西还做了对劳工行动领袖的访谈，记录了劳工在媒介工业中一度有力的声音，而且评估了劳工的优点和缺点，比如，依赖于狭隘的工艺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弱化了他们的声音。我和麦克尔切尔(CatherineMcKercher)的研究延续了这样的观点，叙述了贯穿美国传播史的传播工人中间工艺和阶级之争(也请看Mosco and McKercher，2008)。
正如研究媒介集中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揭示的，企业能够击败那些为民主传播呼吁的人并迫切要求一种媒介的单一的商业形式的方式之一是，交叉拥有或者购买位于单一社区或者地区的多种媒介。但这种方式也遭到市民联盟和劳工组织的强烈反对(Fones-Wolfand Fones-Wolf,2007)。在旧金山，为了接管由赫斯特集团控制的媒介而开展的斗争为这样一个公司做了最炫目的注脚，这个公司在报纸和广播媒介中，拒绝忍受任何哪怕是轻微背离保守主义立场。
我们也能找到最近的主要例子，这些例子例证了电子传播和计算机工业中的抵制历史。格林(Venus Green，2001)反对大发明家、技师和企业支持者对AT&T历史的传统阅读方法，他检视了该公司历史中种族、性别和阶级的互动。丹·席勒(2007b)叙述了工作场所中的抗争以及政策制定圈子里的斗争，这些斗争挑战了商业为了控制邮政和电话行业的努力。佩洛和帕克(Pellow&Park，2002)用这种分析视角分析了硅谷，讲述了首先是当地人们的抗争，接着是农业工人，现在是做着肮脏的硬件工作的移民女性以及享有特权但经常被剥削的年轻软件师。
第六章 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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