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揭示媒介公司如何发展为当今在规模与权力方面都和其他任何产业能匹敌的跨国企业集团之外，政治经济学家论述了企业权力多种形式的灵活发展，这一点在合资企业、战略联盟以及其他把多个公司或公司的各个部分(包括竞争者)联合在一起的专项安排中尤为明显。这些措施利用了更加弹性的传播手段来联合和分离彼此利益(Wasko，2003)。
空间化的一个结果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在的商务能够在国际范围内灵活利用有差别的工资、技能以及其他重要特性。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多集中在计算机与通讯系统的构成部件制造(在东南亚)以及数据输入业务(加勒比海地区)进入以低廉的工资与集权式管理吸引跨国公司的第三世界(Heyzer，1986；Sussman and Lent，1998)。研究的范围已经拓展到强调现在所谓向国外采购零配件，或者是企业努力去发现工资相对低廉但有技术的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在诸如软件生产、呼叫中心销售、不发达国家中的服务(尤其是今日印度)等领域尤为需要(Mirchandani, 2004; Mosco and McKercher, 2008; Taylor and Bain,2004)。这类空间化也发生在发达国家，主要的例子是美国电影与音像生产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以及其他地区，在那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能够带来企业利润(Magder and Burston， 2001；Wasko and Erickson，2008)。最后，空间化还引起了关于抵制、公共空间的形成以及全球化的辩论。第八章的结尾部分检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
第六节 结构化：社会结构与人类机构
第九章研究的是复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切入点一结构化。结构化过程相当于马克思观念的当代阐释，即人民创造历史，但却并非是在自己所创造的条件中创造。换言之，社会行动发生于行动发生于其中的结构所提供的机遇与局限中。只有在社会结构适宜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带来社会变迁与“创造历史”。基于结构化的研究通过整合人类机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有助于平衡政治经济学分析强调结构的趋势，典型的是聚焦于企业与政府机构。这个观念被吉登斯(1984)有效地探讨过，但是本章却在社会意义上更强地强调了这一点。聚焦于社会结构化对于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阶级、社会性别与种族之间建立联系尤为重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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