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具有偏向另一种完全相反极端的倾向，这一点更成问题。它提出了政策过程的唯经济论观点，以市场、效用、偏好等经济学语言取代了政治结构、权力等制度学语言。公共选择理论把政策领域看作一个市场，“买方”和“卖方”的意图都在这儿登记。“买方”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卖方”则提供政策输出。公共选择路径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式，确定一个均衡点，使政策问题各方的偏好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个观点的结果是，国家被简单地当成了一个仓库，任何不完善、不充分乃至市场竞争体系的失误都往这里堆放。对贝克和马利根(Beckerand Mulligan，2003)来说，行政管理和程序的负担，使得国家要承受日益加重的“负重成本”。佩茨曼(Peltzmen，1976)指出，国家的发展可以追溯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他认为，在西方社会中，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得益于对平等主义的日益关注。换句话来说，国家寄生于良好的经济状况。最后，斯蒂格勒(Stigler，1988)也认为，国家机关(例如制定规范的机构)，表面上纠正市场的失误，实际上却只不过是将收入进行再分配，并作为规范制定者自身权力进行积累的一种不完全的工具。①
政治经济学承认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各有所长。它指出，前者的一大功绩是确认了国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独立意义，以纠正政治经济学从资本逻辑中简单地对政策决定进行“解读”。政治经济学引入经济学语言的意图是冲淡国家主义。然而，政治经济学希望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构建中出发，矫正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的偏向，因为它们都片面地牺牲了关键要素，要么是政治的，要么是经济的。政治与经济，任何一个都不能对政策过程进行实质性的解释；要完整理解政策过程，必须将两者相结合。具体地说，这就意味着首先要抵制诱惑，不能因为正式的立法权归属国家机构，就将政策仅仅看作是政治的。正式立法权只是权力形式的一种，它仅仅对那些产生于规范制定过程以外的决策进行合法化。例如，企业界和学术/知识界各派力量的强大推动力，使得一些措施得以落实；而这些措施使得电子媒介、电信，以及互联网，通过商业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化实现转型。这个力量的强度之大，以至于国家对采取这些措施兴趣渐减；虽然这些措施非常重要，而且充满着争论。大部分政策研究、替代性方案的评估、策划，以及公众意见的动员，在时间上或者先于正式的立法和规范考虑而产生，或者与之同时并行，但在空间上肯定是在正式机构之外进行的。政策研究过于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活动，因此大部分公共选择理论文献都忽略，至少也没有对这些正式机构以外活动的发展进行充分论述。政治经济学为了纠正国家主义的偏向，而致力于拓展政策过程的概念内涵，使之能够容纳那些国家正式机关之外的活动，包括政策研究和计划中心的活动，企业、工会、消费者、市民社会组织。这些都有助于左右政策议程，决定政策议题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政府关注的视野，对政府已经强调了的决策将如何推行。总之，政治经济学通过拓宽政策分析的基础，以回应国家主义的研究路径，并将那些共同构建政治过程的社会、经济角色和力量纳入其中。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斯蒂格勒以公共选择理论家特有的自信论述到，对于这类规范观点的记录，完全没有必要：规范化所扮演的角色的根本性变更，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如此详尽地证实，以至于如果再在这里引述那些与日俱增的支持性研究，就太过于学术化了(Stigler，1998：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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