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研究提出的直接或含蓄的批评，政治经济学强调了其中的一些回应。虽然文化研究(特别是源自英国和拉美的文化研究)中有一些倾向涵盖了政治的元素，但是总的来看，文化研究取向中漏掉了一个政治焦点。它没有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而这些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推动力一虽然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对这一点的争论非常激烈。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以及包括它在传播学中的应用，是一个存在着争论的领域；许多政治派别想要在这里占据知识的和政治的上风。不管是学科内部还是学科之外，即使追溯到它古典创建者的时代，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政治经济学明显是一门政治科学。也就是说，它模糊了甚至完全消解了分析与介入之间的界限。这也解释了实践在政治经济学路径中为何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来看，文化研究中建立政治规划和政治目标的意识不够清晰。但这个学科中也不是没有人赞同政治目标，这个目标虽然与政治经济学大不相同，但同样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倾向于把政治目标的焦点从社会阶级上移开，转移到社会性别、种族及其他身份形式上去，转移到跨越阶级界线的新型社会运动中去，并延伸至对环境和女性主义议题的关注。根据这个观点，文化研究通过关注构成社会身份和社会分化的文化实践和文化价值，为理解占主导地位的霸权的核心特征作出了贡献。举例来说，权威民粹主义如何将大多数工人阶级带到了撒切尔一里根阵营中，从而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促进了反主流和非主流的大众社会运动的形成。但是这个观点在文化研究中并不被普遍持有(McGuigan，2005)。文化研究的一些实践者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更为暖昧。他们宣称，文化研究与具体的政治规划少有固定联系；文化研究中的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政治行为，就是研究行为本身。詹姆森(Jameson，1989：43)反思了文化研究中的政治不确定性。他很疑惑是否文化研究最感欣慰的是自我认同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的精神”并以此来热情地回应于费瑟斯顿(Featherstone)以及其他学者所认为的“今日世界各地的公众都更有民主意识和文化内涵”①。最后，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学者，自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学者对于现实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文本和话语的建构，因而否认研究的过程或实质内容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任何联系。不论这里表述的意思多么明确，文化研究中的分歧并不是这么泾渭分明。但是只要说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对于自己同政治之间的关联，完全不像政治经济学对其与政治的关联那么确信无疑。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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