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主义确实大大推进了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经济学。比如玛丽莲·魏林(Marilyn Waring，1952-)开始从事社会运动工作，该工作促使她进入新西兰国会，负责评估一份采用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UnitedNationsSystem ofNationalAccounts，简称 UNSNA)的建议书。①她不久就认识到，由于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基于市场和交换价值原则，它“支持妇女劳动、环境价值等的不可见性，并令其正式化”(1988：xx)。比如，联合国国家账户体系计算慈善机构看护儿童、使用在市场上购买的能源燃料、在工厂里加工或者生产食品、自来水、在饭馆吃饭或者洗衣服。可是，当一位津巴布韦妇女单独将这一切作为家务活儿来做的时候，它们却什么也不算。魏林还发现，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把一位男性雇员一天八小时的工作算作“积极劳动者”，却不计算他的妻子在家庭里和家庭附近投入的十一个小时工作。她仅仅是“协助一家之长从事其工作”（Waring，1988：29-30）。
理念和方法论的问题往往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会忽视家务劳动。可是，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更多精力被用于解决由地下犯罪经济、毒品交易和卖淫造成的理念和方法论问题，而不是被用于解决怎样包括家务劳动和抚养儿童的问题。在其1934年论家务劳动的著作里，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 Reid，1935-)提供了一条解释家务劳动的指导性原则：任何产生可以购买或者雇佣他人从事的服务或者产品的活动就是经济活动，无论金钱交易是否发生。尽管如此，全世界的经济实践和政府政策还是继续反映1968版《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 ofSocialScience)在“劳动力—定义和衡量”这个词条里提出的观念：
家庭主妇被排除在被算作从业人员的人群之外，因为该种劳动处于工作组织或者生产的独特体系之外。此外，将她们纳入从业人员不会帮助政策制定者解决美国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
第三章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①由于在创建此记账体系中所起的作用，理查德·斯通爵士(Sir Richard Stone，1913-1991)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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