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技人士认为，我们若不控制科技，它就要控制我们。在联邦德国、法国、瑞典、日本和美国发起的反核能运动，以及要求限制遗传研究的呼声，都反映出要求科技决策民主化的心理。
反科技人士认为，“成熟”的科技不一定要庞大、复杂、多花钱。第二次浪潮的重型科技事实上效率并不高，因为企业界排除了巨额的成本，这些转而加诸社会的成本包括清理污染、照顾失业、处理工作疏离感等。如果把这些都列入生产成本，就会发现许多表面上很有效率的机器可能并不可取。
因此，反科技人士主张设计一套“适当的科技”，以提供工作机会，避免产生污染，维护自然环境，符合个人和地方的利益，而不只是为全国或全球市场着想。反科技人士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上千种实验，这些小规模的科技涉及从鱼类养殖、食品处理到能源生产、废物循环、廉价建筑和简单的交通工具。
反科技人士也很担心地球上科学和科技不平衡的问题，在占有全球75%人口的国家内，科学家只及全球总数的3%。他们希望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上，也希望能够更公平地分配太空和海洋的资源。他们认为，不仅仅海洋和天空是人类共有的资产，先进的科技也同样有赖全体人类的贡献——从印度、阿拉伯到古老的中国。
最后，他们认为，在进入第三次浪潮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逐步从第二次浪潮浪费能源、污染环境的生产系统转入一个没有浪费和污染的“新陈代谢”系统，把每种工业的产品和副产品都变成另一种工业原料。其目的是建立一个产出能成为下游工业原料的系统。这种系统不仅在生产上比较有效率，而且可以减少对生物环境的伤害。整体而言，反科技的观念是科技革命人性化的基础。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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