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也将非经济和非科技活动提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比如，它让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教育。大家都同意，教育是开发工作的重心，但究竟是哪一种教育呢？
殖民强权把正式教育带入非洲、印度及其他第一次浪潮社会，他们不是将工厂式的学校原封不动地予以移植，就是建立起模仿他们上流学校的十流翻版。今天世界各地都对第二次浪潮的教育模式产生了疑问，第三次浪潮向第二次浪潮“教室教育”的模式提出挑战。今天我们必须从工作、政治、社会服务甚至娱乐中学习。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检讨对教育的传统假设。
比如，消除文盲是一个妥当的教育目标吗?如果是，那么文盲的定义是什么?是指不会读写吗？爱丁堡有一所从事未来研究的内维斯学院，著名的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在该中心发表的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报告指出，读比写有用且易学，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写字。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也主张回归近似许多第一次浪潮社会的口语文化。语言辨识技术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不可思议的新远景，廉价的新通信工具和小录音机装置在简单的农具上，将会使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接收口头指示。在这种情况下，识字的定义都应重新调整。
最后，第三次浪潮也促使我们回顾第二次浪潮对奖励制度的传统假设。良好的营养可能会提高孩童的智慧和能力水平，同时，他们的欲望和工作情绪也会因而提高。
第二次浪潮的人常会批评印度村民或者哥伦比亚农民缺乏工作热情。撇开一些不利因素，如营养不良、蛔虫、气候、高压的政治管控等，缺乏工作热情是不是有一部分应该归因于他们不愿意拆散自己目前的家庭和生活，以换取未来不可知的希望？如果“发展”的意义只是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强加在现有的文化之上，如果实质的进步似乎遥遥无期，一个人当然会尽全力紧握住现有的点滴。
第二十三章 甘地与人造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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