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政策的真空状态并非异象。美国同样缺乏广泛深入的都市、环境、家庭与科技政策。外国批评家认为，美国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外交政策。即使这些政策确实存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能力整合和实行这些政策。这一真空状况反映出决策的失败，前总统卡特在一次演说中不得不谴责他自己的政府“无能、呆板、举棋不定”。
不过，决策的失败并不是一个政党或一位总统的专利。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这一现象日趋严重，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不是任何一位总统（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目前的制度下所能克服的。这些政治问题对家庭、学校、企业界等重要社会机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和家庭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各种法律不是互相冲突就是互相抵消，使得家庭危机日趋严重。教育机构获得大笔的建筑经费，学龄人口却在此时开始减少，因此无用的学校建筑任其荒废，其他急需使用的经费却遭到删减。同时，企业界被迫忍受多变的政治环境，无法预测政府下一步的行动。
为了环境清洁起见，起初美国国会要求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汽车制造公司在所有新车上安装触媒转换器。通用汽车公司花费了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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