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第二次浪潮的“再保仪式”—投票，逐渐失去了魔力。美国的投票率年年下降。1976年选举总统时，有46%的合格选民留在家里，这表示总统是由大约1/4的选民选出的，事实上这大约只等于全国总人口的1/8。最近，民意测验专家帕特里克·卡德尔（PatrickCaddell）发现，只有12%的选民仍旧认为选举是一件重要的事。
同样的道理，政党失去了吸引力。1960一1972年，不附属于美国任何党派的独立人士增加了400%，1972年是一个世纪多以来独立人士的人数首度与一个大党的党员人数并驾齐驱的一年。
类似的情形随处可见。截至1979年，始终统治英国的工党已经萎缩到积极党员为数不足10万的地步，而其全国人口总数为5600万左右。据日本的《读卖新闻》（YomiuriShimbun）报道，“选民对政府没有信心，他们觉得和领导人物很疏远”。政治觉醒运动横扫丹麦，一位丹麦工程师吐露出许多人的心声，他说：“政客没有办法阻挡潮流。”
在苏联，力持异议的作家维克拉·纳基巴勒夫（VictorNekipelov）认为，“在过去10年内，我们看到了10年的动乱，穷兵黩武，经济失控，生活支出增加，基本的粮食生产不足，犯罪和酗酒事件增加，贪污和盗窃不止，而最严重的是目前领导阶层的声望在人们心中一落千丈”。
第二十七章 政治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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