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事情的复杂程度使得谈判产生许多不同的论点。然而，政治制度不是要利用这一现状。不为人注意的私下同盟关系致使各团体之间的情势更为紧张，也致使现行的政治机构不胜负荷。
最后，我们必须赋予少数团体束缚自身行动的权力，鼓励它们制定长期目标。我们可以帮助某一地区、某一支流文化、某一种族团体的人在州政府的监督下建立自己的年轻人法院，训练自己的年轻人，而不要依赖州政府。这类机构会树立起共同意识和自我形象，对法律和秩序有所贡献，同时解除政府机构不必要的负荷。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必须超越这些改革措施。为了加强少数团体在新政治制度中的代表性，我们可能仍然必须以最古老的方式—抽签来选出部分公职人员，因此有些人很正经地建议我们用今日选择陪审团和军人的方式去挑战明日的立法委员与国会议员。
夏威夷大学法律与政治学教授西奥多·贝克尔(TheodoreBecker）曾问道：“为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可以由陪审团的人决定，而托儿中心和国防支出的预算却留给人民的‘代表’决定？”
身为宪法权威的贝克尔攻击目前的政治措施有意欺骗少数团体，他提醒我们非白人占美国人口的20%以上，而他们在1976年时只拥有4%的众议院席位和1%的参议院席位。女性占人口的50%，却只在众议院占有4%的席位，参议院席位中则没有女性。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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