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工作逐渐转入工厂，生产别针的故事一再上演，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专业化的人员成本也逐渐上升。工业化的反对者指责高度专业化的重复劳动使工人的非人性化程度加深了。
1908年，当亨利·福特开始制造T型车系列时，完成一个单位的作业程序不再是18个，而是7882个。福特在其自传中指出，在这7882个作业程序中，有949个需要由“身强力壮、体力绝佳的男人”完成，有3338个需要由“一般”体力的男人完成，其余的工作可以由“女人或年龄稍大一些的小孩”完成。他冷酷地说：“我们发现，有670个作业程序可以由无腿的人完成，2637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腿的人完成，2个可以由没有胳膊的人完成，715个可以由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完成，10个可以由盲人完成。”总之，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人，只需要部分肢体即可。由此可见，过度专业化将人仅仅视为劳动工具。
批评家将这归咎于资本主义，但这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特色，因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常见的极度专业化都根植于生产和消费的分离。如果没有精细的专业化，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就不可能像日本或者美国一样经营工厂——美国劳工部在1977年发布了一份包括两万种不同职业的名册。
第四章 打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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