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政治集权的趋势更强烈。乍看之下，和瑞典、日本、英国和法国相比，美国的制度显得相当分权。《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Without Marx or Jesus)一书的作者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cois Revel）即指出政府如何应对政治抗议事件：“在法国，一场政治示威遭到禁止，人们根本不用去问禁令来自何处。如果是重要的政治示威，那么禁令必然来自（中央）政府。”雷维尔说：“在美国，如果一场政治示威遭到禁止，每个人都会先问：谁下的禁令？’”雷维尔指出，这往往是地方政府的自治决定。
一度分权的经济也逐渐迈向集权，此时出现了一个重大创造，它的名称即已泄露了其目的：中央银行。
1694年，工业时代正蓄势待发，纽科门仍然在笨拙地敲打着蒸汽机，威廉·佩特森（WilliamPaterson）已经成立了英格兰银行——该行成为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类似集权机构的模范。在第二次浪潮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打造这种控制货币和信用的机器。
佩特森的银行出售政府公债，发行政府支持的货币，后来又开始约束其他银行的贷款作业，最后垄断了今日所有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集中控制货币的发行。1800年，法兰西银行出于同样的目的宣告成立。1875年，德国国家银行也成立了。
在《美国宪法》通过后不久，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中央银行之争。第二次浪潮政策最精明的推动者汉密尔顿要依照英国模式设立国家银行，仍旧靠农业维生的南方人和西部拓荒者反对他的想法。然而，借着东北部工业集团的协助，汉密尔顿促成立法，成立联邦银行—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前身。
第四章 打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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