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帝国主义的根基并非仅限于经济，政策上的考虑、宗教狂热、理想主义、探险精神，甚至种族主义，都是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而其潜在的假设则是白人或者说欧洲人的优越感。许多人把帝国主义征服他人视为神圣的责任。英国作家吉卜林所谓的“白人的责任”表现出欧洲人传播基督教和“文明”（当然是指第二次浪潮文明）的热忱。殖民者认为，第一次浪潮文明不论多么精致复杂，终归是落伍的、未开发的文明。乡下人，尤其是黑色皮肤的人，被认为童稚无知、“狡猾又不诚实”“好偷懒”“不珍爱生命”。
这些观点正好纵容了第二次浪潮以武力消灭那些挡道的人。
在《机关枪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chineGun)一书中，作者约翰·埃利斯（JohnEllis）告诉我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新武器在19世纪臻于完善，起初是用来对付原住民而非白种欧洲人的，因为用机关枪残杀同种人被认为是不合乎运动员精神的。然而，射杀殖民地居民被认为是狩猎而非战争，所以可以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埃利斯在书中写道：“射杀马塔贝列人（属祖鲁族）、伊斯兰教苦修士，都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射击’行为，而不是真正的军事作为。”
1898年，在由喀土穆越过尼罗河的乌姆杜尔曼一地时，由伊斯兰教苦修士马赫迪（Mahdi）领导的起义军被一群装配有6挺马克泌重机枪的英国人击败，这项卓越技术的威力至此得到证明。一位目击者说：“这是马赫迪的末日，也是他最伟大的一日……这不是战役，而是处决。”在这次镇压中，有28个英国人和11000个起义军遇难——一个英国人即相当于392个殖民地居民。埃利斯写道：“这是英国精神胜利和白人优越感的另一项例证。”
第八章帝国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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