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考虑一下移民的状况。易卜拉欣是我在蒙特利尔遇到的一位优步司机，他从利比亚移民到加拿大。当他想为妻子提供担保以便让妻子尽早来加拿大和他团聚时，却被烦琐的手续给卡住了，因为他无法提供自己的工作证明。优步当时在蒙特利尔的运营并没有通过相应的审批手续（在许多地方，优步在合法化之前也是这么做的），因此移民局就没办法承认易卜拉欣的这份工作。易卜拉欣告诉我，后来在他的妻子怀孕后，当局根据他的情况做了特殊处理。
说优步是司机的雇主是有真实论据的，然而优步的“消费者”理论却为公司提供了一条轻松的退路。2017年秋天我采访了科菲。他在华盛顿特区同时为优步和来福车两个平台开车，他之前在自己的祖国埃塞俄比亚政府部门担任助理检察官。他被“司机是消费者”这种说法激怒了，指责网约车公司的经营理念毫无诚信可言。他说：“它的动机就是排除其与司机之间的劳动雇佣关系。我认为优步不仅仅是一项科技产品。”通过声称自己是在一个消费语境而不是劳工语境下运营，优步轻松躲避了许多它本该承担的义务。科菲还反对司机具有完全的创业自主权的说法，他引用了网约车平台针对司机的惩罚条款，以证明平台对司机无形的掌控（即使公司声称自己并不是雇主）。
科菲的批评凸显了优步在一些边界上造成的混淆，例如哪些算创新哪些算违法，什么算工作什么算消费，是算法还是管理，是中立还是控制，是分享还是雇用？优步把自己的说辞建立在一些有争议的事实上，用与自己的实际业务运营完全矛盾的故事宣传自己的商业模式。优步的故事在司机完成订单后还没结束：优步处理与司机之间关系的方式也揭示了一种更宏大的叙事，即技术如何破坏社会稳定，重新定义社会关系。通过模糊传统角色认知的条条红线，例如员工、创业者和消费者，优步围绕着算法技术重新书写了整个社会的工作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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