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在1973\~2011年，中位数的计时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年的增长率仅仅为0.1%。相比较来看，正像我们在第7章讨论的，在同样这段时期，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平均每年1.56%，而在2000\~2011年又进一步增长到每年1.88%。生产率大部分的增长，都直接转变成平均收入水平的相应增长。中位数收入水平的增长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由增长的不平等引起的。
赢家和输家的三个对比①
过去的数十年里，在税收政策、海外竞争、积习难改的政府浪费以及华尔街的欺诈等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诸多改变。但当我们看一下数据和相关研究，却发现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增长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因素。主要的驱动因素反而是技术领域指数级的增长、数字化的进步和组合式的创新，它们共同不断地夯实我们经济体系的根基。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事实支撑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趋势。比如，瑞典、芬兰和德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比美国增长得还要快。虽然在这些国家早先的收入分配体系中不平等的现象并不多见，而且和美国相比也一直是相对平等的，但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体相似的基本发展趋势，而且有时这种发展趋势在不同的制度、政府政策和文化背景下更会突显出来。
第9章大分化:数字化技术催生财富的重新分配
①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赢家和输家分别指代第二次机器革命浪潮之中的获利者和失利者，不过这里的获利和失利只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作者用明星和超级明星指代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顶级获利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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