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劳动力在GDP中所占份额的暴跌实际上也说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的境况已经出现了恶化。劳动力报酬的官方评估数据也包括少数超级明星(包括媒体、金融、体育行业的大腕和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飙升的薪酬。而且，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首席执行官们和其他高级管理者获取的所有报酬都来源于他们的“劳动”收入。这可能也反映出了他们的交涉能力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卢西恩·别布丘克(LucianBebchuk)等学者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从这种意义上看，如果认为首席执行官们的收入飙升是由于他们控制了资本，而不是付出了劳动(也不一定没有付出劳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资本占国民收入份额的增长是以劳动力为代价的，但经济理论未必就能预测出这种发展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即使机器人和其他机器正在替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作。对资本份额的挑战不仅仅来自不同的劳工组织和个人(比如说首席执行官们和工会组织）的交涉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来自于其他资本。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一块的额外资本是要投到资本投入量最不足的生产中的。在一个资本可以被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想一下计算机芯片或者甚至软件）进行复制的世界里，资本的边际价值是倾向于下降的一即使在整体经济有更多的资本会被使用。当新的资本的边际价值在低廉地增加时，实际存在的资本价值是被挤压下降的。因此，资本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相对于劳动力来说，并不是自动增长的。相反，他们的收益份额将取决于生产、配售和
THE SECOND MACHINE AGE→第二次机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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