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自由化榨取到的利益来自那些最无助的群体。由于运营商与资金不足的市政部门签订了诱人的合同，因此，美国监狱中被关押的人群实际上变成了囚犯市场。根据合同，运营商会把他们从数量不断增长的囚犯及其通常很贫穷的家庭那里榨取到的电话费的一定比例，作为回扣回馈给市政部门；到20世纪90年代，监狱电话行业已经成为一笔价值近10亿美元的大生意。[56]自由化进程对于电信工人的影响基本上是损害性的，对此新闻界并没有充分报道过。
新涌现的竞争性公司所创造的新岗位，越来越没有集体讨价还价的余地。电话和数据服务行业中参加了工会的从业人员从1985年的62.5万人下降到2004年的27.5万人，下降幅度超过一半。[57]根据另一项估计，有工会代表的电信行业雇员的比例在2004年只有24%。工资和福利因而大受影响。在高科技的血汗工厂里，在遍布电信行业的呼叫中心，数百万的雇员为了微薄的薪水含辛茹苦。由于国际化的网络对成本效益的追逐，呼叫中心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印度、菲律宾和加勒比海沿岸。由于运居民的本地话费同商业用户相比依然居高不下[58]联邦通信委员会一名官员针对此现象真切而低调地表示：“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以便当运营商停止工作或者破坏服务的时候来根据这个计划保护消费者的利益。”[59]这还勉强算是个安慰。
随着网络领域内部问题的迅速聚集，电信业崩溃，这给我们上了信息时代经济学的严肃一课。一个时代的资金充裕过后，突然间再也获取不到新的资本了。由于担心资产价值只会持续走低，投资者变得十分不情愿给出资金，而在这之前他们是十分乐于这样做的。运营商大幅削减网络建设和升级项目。当然，需求仍然存在：尽管发生了危机，广大居民和各类机构仍然需要通信。但是危机造成了严重的萧条和停滞，对季度盈利的片面关注已成为这种自由化且唯华尔街马首是瞻的行业的典型特征。价格压力依然巨大，特别是在大型公司和大规模服务市场，持续的价格战时常导致价格低于成本。[60]然而，到2004年，设备销售仍然举步不前。[61]所有这一切使得运营商的状况越发窘迫。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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