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的不平等终于大白于天下：全球新闻的绝大部分受众对贫穷国家和人民的认识是错误的或者扭曲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对电磁频率拥有实质性的垄断权；对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版物征收的版税是强加的；通信设施和服务市场分割严重；美国电视节目和电影的倾销破坏了其他国家的本土视听产业；新兴的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通信系统，主要是人造卫星以及由外国政府和超国家企业所控制的、网络化的跨边界数据流，严重侵害了国家主权；而最严重的是，在那些致力于增加教育机会、保障食物安全、完善医疗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企业化、商业化媒体的引进使消费主义观念大行其道。[7]由于在国际通信和信息中出现的变化未能弥补这些不足，因此不结盟运动各国坚持认为，必须坚持不懈地走向真正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之路。
这一冲突在20世纪70年代前半叶变得更加尖锐。[8]这段复杂的历史简单说来就是：在不结盟国家眼里，正如突尼斯信息部部长穆斯塔法·玛斯穆迪(Mustapha Masmoudi)所说，要害在于“必须把信息理解成一种社会公益和文化产品，而不是某种物质的商品”。[9]而美国政府的立场则完全相反：“在国际商业中，信息和通信是商品，人们越是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它们的价值也就越是上升。”[10]
假如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呼声占了上风，就会扭转甚至制止美国的企图—这个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超级大国的国家，一直想把信息重新打造成获利市场扩张的普遍基础。到1980年左右，美国人不再把心思一味放在越南和水门事件上，而是越来越认识到对抗经济停滞的必要性。如此一来，美国精英就从防御转向攻击。里根总统采取的攻势与英国人同步进行，他在1984年年底使美国脱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阵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几十个穷国的结构调整计划，给了美国领导人新的手段。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带来了进一步施加压力和得到额外许可的意外机遇。苏联社会主义的突然崩塌以及共产主义的中国和民族主义的印度逐步融入跨国市场体系，为不结盟运动各国探寻其他发展方向的努力提供了强大动力。简言之，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失败了，而全球权力关系的转换和框架则有利于发达市场经济体（DMEs)的领导人进行不间断的反击—其核心动力就是扩大和加速信息商品化进程。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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