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斯坦乐于引用的另外一个案例来自德国。在德国，只有大约12%的公民愿意捐献器官，而在奥地利这一比例接近99%。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是因为德国人更缺乏同情心吗？还是因为存在文化差异呢？都不是，而是因为在奥地利每个人都默认有义务捐献器官，除非他明确表示反对捐献。而在德国，情形恰恰相反：捐献器官并非每个人的义务，除非他明确表达了捐献的意愿。奥地利的基本理念是义务捐献除非决定退出，而德国的基本理念是非义务捐献除非决定加入。这种不同的“选择结构”解释了两国在捐献意愿上的巨大差距。
桑斯坦要问的是，如果这种“选择结构”不是针对全体人民而是单体化地针对个体而设置的话，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人们像另外两位法学家宣称的那样，形成了“微粒化的个性化偏好”，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基于消费行为、风险偏好、年龄、职业以及许多其他数据，个体在退休金和医疗保险方面的支付信息很可能被暗中获取。比如购置房屋或者昂贵商品的合同中可能会自动生成个性化条款：针对那些谨慎、消息灵通的人，商品的退货权可能会被取消，而相应地，他们会在购买价格上享受优惠。
桑斯坦据此推断：“因为对于有关决定的知识的了解增多而形成的个人基本特点，将在未来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他从中主要看到两大优势：一方面，国家将会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另一方面，“好”公民不必再为问题公民的错误行为提供补贴。每个人所得到的都与他自己的行为相称。但是这会是一个优势，还是会将我们当前流行的公正理念搅得混乱不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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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控制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