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现在被要求在过剩的思想里掌握主动权。批判是主动权的一部分，还要有一定的复原力，目的是使人能够忍受社会持续的不稳定，并且在喧闹躁动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这种自我稳定的一种形式我们已经了解了，那就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克服过剩的问题，所以我保证了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聪明的形式：把问题作为解决方法的基础。第二种自我稳定的形式是理性主义：它将思考称为“理性”，从此以后要求每个人都要成熟起来，也就是负起责任，在混乱的观念里进行理性的选择。人类改变了对自己的解释：从此以后，人类会在批判的洪流中不断成长，成为主动思考的、自由的存在。印刷术革命诞生了一种新型人类，这种新型人类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改变，因为他本身就充满了变数。
今天的我们正在经历另外一场媒体革命。我们再次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形象。社会学家迪尔克·贝克尔理智地写道：“就像活字印刷术要求一个修订版的人类一样，计算机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也会被过剩的交流纠缠，这一次参与其中的不仅是所有人，还有机器。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交流过剩。它使用隐藏的算法进行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论证，不断给出可以决定我们生活的得分。
机器的沟通无处不在。网上的每篇文章，在被我们读到之前都被搜索引擎读过。机器将每个在脸谱网上发布的消息分类在不同的时间轴里。编程人员所做的，也只是明确地为机器设定好程序。机器一直在分散和改变我们的交流沟通，并对其分类。它们也在产生额外的沟通。很久之前，机器就在以超出人类交流总量的数量等级进行沟通：不久后将有大约500亿台技术仪器发出和接收数据，这些仪器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巨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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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微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