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平等危机。
这在职场中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它与韦伯是否使用“社会测尺”测试员工没有关系。每个部门都有不断增长的独特性。工业社会中那些纪律性强、循规蹈矩的、可替换的组织员工正步入退休，给那些具有创造性与自律性的雇员腾出了位置。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还能够确定地说：“在工业企业中，权力是强制地并且不容撤回地向群体转移。”但这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个体再次登上权力的舞台。
现在仅仅完成定额工作已经不够了，受欢迎的是个体的主动性。绩效社会要求与个人有关的关注，这种关注不是针对群体的，而是将个体化品质作为量化酬劳的标志。这绝对是有弊端的，因为这类工作不再允许精神层面的疏远，不再允许按照规章的服务，而是作为自相矛盾的命令出现：实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这种愉悦的、超个体的高绩效往往隐藏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强制。谁不参与其中，谁就出局。
社会学家皮埃尔·洛桑瓦隆观察到一种相似的趋势—“从整体的个人主义到个人化的个人主义的过渡”。之前，整体的个人主义与平等的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就发现，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关注只有在一种基本的平等中才可以被转移。19世纪末，德国社会学家乔治·西摩尔将这种现代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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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差异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