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明信独出心裁地以“后现代主义”一词指代适用于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文化逻辑，该阶段早在1972年就被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命名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曼德尔认为，人类正面临一场与工业或农业革命同样深刻的变革：计算机、机器人、新能源和新信息技术将有效取代旧日的工业劳动力——这在不久后被称为“工作的终结”（endofwork）——把我们通通变成设计师或计算机技术人员，满脑子都是让自动化控制的工厂从事实际生产的疯狂构想。<sup>4</sup>工作的终结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越发流行，激进思想家们开始考虑一旦工人阶级不复存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斗争会如何发展。（答案：它将变为身份政治。）
詹明信认为自己正在探索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时代中可能萌发的意识形式和历史情绪。当然了，如我们所知，这些技术突破实际上并未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信息技术的传播和组织运输的新方式（如船运集装箱），使得同样的那些工业岗位外包到东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当地易得的廉价劳动力使制造商可以采用技术复杂度远低于国内需求的流水线技术。不错，生活在欧洲、北美甚或日本的人，乍一看都会觉得时代的成就似乎一如预期。烟囱林立的工业的确在逐步消失。工作岗位开始被划分为从事服务工作的下层和坐在干净办公室里操作计算机的上层。但在这一切之下，人们不安地意识到，整个全新的后工作文明基本上是个骗局。我们设计精良的高科技运动鞋并非真的产自智能机器人或自我复制的分子纳米技术；它们是由墨西哥或印度尼西亚农民的女儿用类似胜家（Singer）那样的老式缝纫机制成的，这些农民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促成的协议而被逐出了世代耕耘的土地。在我看来，后现代情绪，它对图像和表象游戏的无尽热衷，以及它坚持认为那些本应赋予这些图像深度和真实性的现代主义叙事最终被证明是谎言，这一切的背后正是这份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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