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提出更暗黑的可能性。一种有力的论证是，即使投资方向朝着信息技术和医学的研发转移，也称不上根据市场驱动下的消费者需求重新定位，而更多属于一项全方位努力中的一环，旨在从技术上击败苏联，同时取得全球阶级战争的全面胜利：美国不仅要在海外确立绝对的军事优势，还要在国内肃清所有的社会运动。几乎每一种新出现的技术最助益的都是监视、工作规训和社会控制。我们时常听说，计算机为自由开辟了一定的空间；但它没有导向艾比·霍夫曼或居伊·德波（Guy Debord）设想中无工作的乌托邦，而是被用出了相反的效果。信息技术促成的资本金融化使得工人陷入了空前严重的负债，与此同时，它允许雇主创造出新的“灵活”用工制度，破坏了传统的工作保障，大幅增加了几乎各行各业人群的总体工作时长。随着传统工厂就业岗位的输出，工会运动溃败，进而摧毁了任何有效的工人阶级政治的真正可能性。<sup>23</sup>相比之下，尽管对医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投入史无前例，我们仍然无法根治癌症，甚至无法根治普通感冒；相反，我们最引人注目的医学突破以百忧解（Prozac）、左洛复（Zoloft）、利他林（Ritalin）等药物为代表，可以说专门用于确保这些新的职业需求不把我们逼成彻头彻尾的失心疯。
将来历史学家为新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时，恐怕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系统性地将政治诉求凌驾于经济诉求之上的资本主义形态。也就是说，如果要在如下两种行动方针中做选择，是使资本主义看起来像唯一合理的经济体系，还是使资本主义实际成为更可行的长期经济体系，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总是选择前者。在破坏工作保障的同时增加工作时长，当真能造就更富生产力（遑论创新和忠诚）的劳动力吗？完全有理由相信情况恰与之相反。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几乎可以肯定劳动力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消极后果——全球各地总体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低的趋势将自此得到强化。然而，它在使劳动力去政治化方面卓有成效。它同样有效促进了军队、警察和私人安保服务的迅速增长。这些是完全不具备生产力的——徒增资源消耗。事实上，为确保资本主义取得意识形态胜利而建立的机器，很可能正是最终击垮它的罪魁祸首。但由此也不难看出，倘若那些管理世界者的终极诉求，是绝对不让人感到有可能存在一个必将到来的、彻底不同于今日世界的救赎性未来，那么这必定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关键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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