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谈谈这方面的经验。我个人的认知来源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这两个国家，行政文书工作耗费的时间在过去30年里呈爆炸式增长，代价是几乎牺牲了其他一切。就拿我所在的大学来说，不但行政人员多过教学人员，而且教学人员还得花费至少与教学研究等量的时间履行管理职责。<sup>25</sup>这在全世界的大学里多少都是家常便饭。反过来看，文书工作的爆炸式增长直接缘于引入了企业管理技术，其正当性在于提升了效率，方式是在各个层面引入竞争。在实践中，这些管理技术总是意味着每个人最后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互相推销上：拨款提案，出版提案，学生的工作和助学金申请评估，对同事的评估，新的跨学科专业、研究所、研讨会工作坊和大学本身的简章——大学而今已成为需要向潜在的生源或捐赠方推广的品牌。营销和公关就这样渗透进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结果是，大量关于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件，诞生于旨在把任何实际表现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扼杀在摇篮里的环境中。我不是科学家。我从事社会理论研究。但我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目睹了后果。过去30年间，美国没有出现任何重磅的社会理论新作。相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中世纪学究，没完没了地注解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理论，纵使我们心虚地意识到，哪怕当代美国学术界出现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米歇尔·福柯或皮埃尔·布迪厄再世，他们很可能会被研究生院拒之门外，即便设法进去了，也几乎铁定评不上终身教职。<sup>26</sup>
学术界一度曾是怪诞不经、才华横溢和不切实际之人的社会庇护所。此情此景不复存在。如今，它是专业的自我推销者的地盘。至于那些怪诞不经、才华横溢和不切实际之人，在当今社会似乎根本找不到容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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