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可以说下去，但我猜读者已经领会到了。一种怯懦的官僚精神已然渗透进智识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时候，它被一套充斥着创造力、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的话语所遮蔽。但这套话语毫无意义。最有可能提出新的概念性突破的那类思想家最不可能获得资助，而就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突破，也别指望找到什么人愿意跟进他们最大胆的探索方向。
\*\*\*
让我回过头去，更详细地谈谈导论中概述过的一些历史背景。
据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乔瓦尼·阿里吉观察，在南海泡沫事件<sup>[14]</sup>之后，英国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大公司形式。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大规模金融交易机构和小型家族企业的结合贯穿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马克思时代的伦敦（科技创新的鼎盛期），或曼彻斯特，抑或是伯明翰，都不是由大型企业集团主导的，而主要是由坐拥单家工厂的诸多资本家主导。（所以马克思假定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是持续的残酷竞争。）当时的英国也因其对稀奇古怪之人的宽容而著称，恰与当代美国对这类人的不宽容形成鲜明对照。一种常见的权宜做法是允许他们成为乡村牧师，这些人不出所料地成为业余科学发现的一大主要来源。<sup>33</sup>
正如我提到的，当代的、官僚的企业资本主义率先出现在美国和德国。两国作为敌对方参与的两次血腥大战，在政府资助的抢先研发原子弹的宏大科学计划中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即使是美国大学的架构也一直基于普鲁士模式。诚然，在这些早前岁月，美国和德国确实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培养怪才——事实上，数量惊人的个中翘楚原本是德国人，最终来到了美国（范例便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大战的危急关头，像曼哈顿计划<sup>[15]</sup>这样的宏大政府项目仍然能够容纳一票奇人异士（奥本海默、费曼、富克斯等）。但随着美国的势力越发稳固，国内官僚机构对异常值的容忍度越发降低，技术创造力也因而下降。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