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显然是相互关联的。要我说，从很多方面看，它们根本是同一个问题。这也不单单关乎官僚作风，或者更确切而言，不单单关乎管理式作风对一切形式的技术远见和创造力的扼杀。毕竟，我们总是被提醒说，互联网释放出了各种创造性远见和协同智慧。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奇怪倒置，创造力被统筹起来为行政服务，而不是相反。
我要说的是：在这资本主义的迟暮阶段，我们正在从诗性技术转向官僚技术。
我所谓“诗性技术”，是指用理性的、技术的、官僚的手段来实现不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这种意义上，诗性技术与文明一样古老。甚至可以说，它们出现于复杂机械之前。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曾主张，最初的复杂机器实际上由人构成。埃及法老之所以能建造成金字塔，是因为他们精通行政程序，从而开发出生产线技术，将复杂的任务拆分成几十项简单操作，分派给不同的工人团队，即便他们掌握的最复杂的机械技术不过就是杠杆和斜面。官僚监管将农民大军化作一架巨型机器上的齿轮。甚至在很久以后，在真正的齿轮被发明出来之后，复杂机械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基于对最初用来组织人群的原则的细化。<sup>36</sup>
不过，我们还是一次次目睹这些机器——无论其活动部件是手臂和躯干，还是活塞、机轮和弹簧——实现了本不可能的幻想：大教堂、登月、横贯大陆的铁路，不一而足。诚然，诗性技术不免有可怕之处；诗意召唤出的可能是优雅或解放，也可能是昏暗的撒旦磨坊。但理性的官僚技术总是要服务于某种异想天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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