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一拨又一拨成功的入侵者不足以动摇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无论号称奉天承运的是谁，办事、汇报和科举制度都岿然不动。事实上，韦伯还指出，外族入侵者比本土统治者更需要中国官僚严密把守的技能和知识，原因显而易见。韦伯认为，真正摆脱特定官僚制的唯一方法是把官僚通通杀光，就像哥特人阿拉里克（AlarictheGoth）在罗马帝国或成吉思汗在中东某些地区的做法。倘若在公职人员中留下大量活口，那么不出几年，王国的治理权最终必将落入他们手中。
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官僚制不仅对统治者不可或缺，还强烈吸引着受其管理的人。此处，我们未必就要认同韦伯对官僚制效率的奇怪赞美。关于官僚程序的吸引力，最简单的解释是它们不带个人色彩。冷冰冰的、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关系很像现金交易，二者有着相似的优缺点。一方面，它们没有灵魂。另一方面，它们简单、可预测，而且多少一视同仁——至少在某些界限内。说白了，有谁真的想生活在一个什么都上升到灵魂的世界里呢？官僚制起码提供了这样一种与人打交道的可能性，不强求任何一方从事第一章中描述的那堆复杂又耗神的阐释性劳动，就好比你可以直接把钱放到柜台上而不必担心收银员怎么看待你的着装，或者出示带照片的有效证件而无须向图书管理员解释为何你如此热衷于阅读18世纪英国诗歌中的同性恋主题文献。这当然是部分吸引力所在。事实上，真要推敲起来，哪怕我们确实实现了某种乌托邦式的公社社会，也很难想象其中不再需要非人格化的（或者斗胆说，官僚的）机构，而原因就在于此。举个明显的例子：某种无差别的摇号系统或等候名单，可能会让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感到冷漠受伤，但心脏或肾脏的数量有限，其他更有人情味的分配方式也许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更坏影响。
我说了，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但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探索一下深层的可能性。不只是官僚制提供的无差别关系很方便而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于理性、正义，特别是自由的观念，都建立在那之上。为了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认为，我打算首先考察人类历史上的两个时刻，那时的官僚制形式激发出的不仅有广泛的消极默许，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热情乃至痴迷，接着我会尝试准确把握，究竟是什么挑起了群情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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