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论述的第二层在于，官僚制本质上是民主项目的一个固有缺陷。<sup>9</sup>它的头号鼓吹者是流亡的奥地利贵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 Mises），他在1944年的著作《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中称，从组织信息的效率上看，政府管理系统照理说永远比不上非人格化的市场定价机制。然而，扩大投票权为经济博弈中的输家赋了权，他们势必呼吁政府干预，而这种干预被包装成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高尚规划。冯·米塞斯也承认，许多人完全本着好意在支持这种对策，可他们的努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他认为这些人最终将摧毁民主自身的政治基础，因为社会项目的管理者不可避免会形成权力集团，其影响力远大于民选的政府执政者，并支持日益激进的改革。冯·米塞斯认为，当时在法国或英国（更别说丹麦或瑞典了）等地出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势必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导向法西斯主义。
照此来看，官僚制的崛起是好心办坏事的终极写照。对此，罗纳德·里根那句著名的论断可能给出了最直击人心的通俗解读：“英语里最可怕的九个词莫过于：‘I'm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我是政府派来帮忙的）。”
问题是这些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几乎不相干。首先，从历史上看，市场并不是作为独立且对立于国家当局的自治的自由领域而出现的。情况恰好相反。历史上的市场通常要么是政府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副产品，要么是由政府政策直接创造出来的。至少自发明货币以来就是如此，它最初是作为供给士兵的手段被创造和颁布的；在亚欧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通人采用的是非正式的信贷安排和诸如金、银、铜这样的实物货币，它们成就的非人格化市场主要还是服务于动员大军、洗劫城市、索取贡品和处置战利品。现代中央银行体系起初同样也是为战争融资而创建的。这便是传统历史存在的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戏剧化的问题。认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对立且独立于政府的观点至少始于19世纪，它被用于捍卫旨在削弱政府角色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实际上这些政策从未产生这种效果。例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削弱国家官僚制，结果恰恰相反：法律办事员、登记员、稽查员、公证员和警员的队伍不断壮大，是他们成就了自由主义梦想中的那个自治个体间自由缔结契约的世界。事实证明，维持自由市场经济所需的文书工作比路易十四式绝对君主政体多出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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