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
2 例如：“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尽可能努力地为公共利益工作而不求回报！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显然就是反革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寄生虫，我们只好把你送到劳改营。”
3 如果说确实存在对官僚制的人类学研究——相关经典就是赫兹菲尔德（Herzfeld）的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ifference: Exploring theSymbolic Roots of Western Bureaucracy(New York:Berg,1992)——它们也几乎从未把这种安排描述为愚蠢或白痴的。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官僚制之蠢”的观点往往被归因于研究者的报道人，他们被呈现为天真民众的样本，人类学家必须对其存在做出解释。他们会设问，为什么希腊村民或莫桑比克店主要开这么多关于地方官员的玩笑，把这些官员描绘成一无所知的白痴？一个从不在考虑范围内的答案是，村民和店主只是在描述现实。
我想这里我应该慎言。我不是在说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完全没意识到，浸淫在官僚法规和章程中事实上经常导致人们以其他情况下会被视作愚蠢的方式行事。几乎人人都能从个人经历中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出于文化分析的目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无人感兴趣。你充其量只能看到“是的，但是……”——假定由“但是”引出的才是所有真正重要的东西。
4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学校一贯鼓励学生去看世界的方式的公然蔑视：我最近不得不为所在大学填写一份在线的“时间分配报告”。其中有大约30个管理类目，却没有“写书”这一项。
5 “付之阙如”无疑是夸张说法。存在少数例外。屈指可数。在人类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的杰作Audit Cultures: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Accountability,Ethics and theAcademy(London,Routledge,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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