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 Will Change Our Lives,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NewYork:Doubleday, 2006), pp. 132-133。这显然十分古怪，托夫勒和吉尔德都对母职遭到的威胁格外介怀，两人简直就像把政治观建立在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Firestone）的思想对立面上，尽管费尔斯通本人要在很久之后才真正登上政治舞台。
11 尽管这些人物很古怪，但他们对右派的影响不容小觑，因为他们被右派奉为创造性愿景家。例如，吉尔德的供给侧经济理论作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的主要灵感之一被广泛引用；《吉尔德科技月报》传阅范围之广，以至于市场观察者纷纷谈及“吉尔德效应”，即任何公司经他称赞之后，股价几乎无一例外地会立即上涨。
12 例如，温·麦考密克（Win McCormick）告诉我，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参与了由芝加哥大学某位前校长创立的一个智库，智库的主要关切之一就是想方设法如何避免他们认定将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发生的动荡，届时体力劳动已完全被机器取代。
13 我无暇详述未出版的《零工作》（ZeroWork）一书中描述的一些20世纪70年代初实际发生的政治冲突，它们为后来“午夜笔记集体”（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它们清楚揭示了该时期的许多流水线工业中，小规模罢工的核心诉求确实是用机械化取代苦力，而对雇主来说，抛弃已有工会组织的“铁锈带”（RustBelt）工厂成为规避这种诉求的有意识的策略（例如：Peter Linebaugh and BrunoRamirez,“Crisis in the Auto Sector,”originally from Zero Work, published inMidnight Notes,1992）。
14 美国有时很乐意维系自己并未参与产业规划的假象，但评论家早就指出确有其事。大部分直接规划，以及随后的研究与开发，都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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