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业只是诸多具有公众影响力的领域之一，政界也是一样，在这些领域中，资格证书成了事实意义上的言论许可证，令无证人士更难被雇用，也更难在相应的领域留下来。没有证书等于能力打折，但购买证书的能力通常取决于家庭的财力。23
同样的故事在一个又一个专业领域重复上演，从护士到艺术教师，从理疗师到外交政策顾问。几乎每一项曾被视作艺术（最好是从实践中学习）的努力现在都需要正式的专业培训和结业证书，而这似乎同时发生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因为如前所述，这种划分在官僚事务面前已没有实际意义。虽然这些举措就像一切官僚化举措那样，被标榜为一种在先前由内部知识和社会关系主导的专业领域中建立客观公平机制的方式，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研究生都知道，恰恰是那些出身专业管理阶层、因坐拥家庭资源而最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孩子，最能在充斥着文书工作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从而获得经济资助。<sup>24</sup>对于其他人而言，数年专业培训的主要结果就是确保你背上沉重的学生贷款，今后从事这一职业所得的任何后续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将由金融部门按月抽走。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新的培训需求只能说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因为放贷人和培训项目规划人联手游说政府，比如坚持要求所有药剂师今后必须通过某些额外的资格考试，此举迫使数千从业者重回夜校学习，而这些药剂师很清楚，许多人只能借助高息助学贷款才学得起。<sup>25</sup>如此一来，放贷人实际上得以合法地从大部分药剂师的后续收入中分一杯羹。<sup>26</sup>
最后这个案例看似极端，但它以自己的方式颇为典型地反映了公权和私权在新的金融体制之下的融合。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利润根本不来自商业或工业，而来自金融，说白了就是来自他人的债务。这些债务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始作俑者正是这种公权和私权的融合。教育企业化，继而导致学费激增——学生们得为大型橄榄球场这类执行董事们的突发奇想买单，或者为与日俱增的高校职工膨胀的薪水池做贡献。学位越来越多地成为任何有望通向中产生活的工作岗位的准入凭证。随之而来的是一路攀升的负债水平。上述种种组成了一个单一网络。所有这些债务的后果之一，就是使政府本身成为公司抽取利润的主要机制。（试想，一个人试图拖欠学生贷款会发生什么：整台法律机器立刻开始运转，随时准备没收资产、扣押工资，并处以数千美元的额外罚款。）另一个后果是迫使债务人主动将自己生活中越来越多的维度官僚化，不得不像管理一家小公司那样管理自己，权衡投入产出，勉力维持账目平衡。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