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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针对全方位或掠夺式官僚化的左翼批评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认为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事例提供了一条线索，因为该运动不期而然地发现这就是自己的使命所在。对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当时深度参与了这场运动。回首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这样的记者（实际上是美国和绝大多数其他富国的新闻机构）捧到了近乎自然之力的地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将世界空前地联结在一起，更多的交流带来更多的贸易，而随着自由贸易条约将全球打造为一个统一市场，国界很快变得无足轻重。在当时主流媒体的政治辩论中，这一切都被当作不证自明的现实，反对这一进程的人仿佛在反对基本自然法则。他们是“地球是平的”派，是丑角，是左翼版本的斥进化论为骗局的圣经基要主义者。
因此，当全球正义运动开始时，媒体报道将它描绘成一群生着疥疮的左翼老古板的倒行逆施，这些人希望恢复保护主义、国家主权、贸易和通信壁垒，总的说就是在徒劳地对抗势不可当的历史大潮。问题是，这明显并非真相。最直接的反驳证据是抗议者（尤其在富裕国家）的平均年龄似乎只在19岁上下。更严肃的证据在于，这场运动本身即某种形式的全球化：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组成了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联盟，从印度的农民协会到加拿大的邮政工会，从巴拿马的土著团体到底特律的无政府主义合作社。更重要的是，运动支持者不断强调，尽管他们抗议的是全球化，但媒体口中的那种“全球化”几乎与边界的消除和人员、产品、思想的自由流动无关。它实际上是要用高度军事化的国界困住越来越多的世界人口，国界内可能会系统性地减少社会保护，造就一群绝望的劳动者，绝望到愿意从事几乎没有回报的工作。他们反对这样，并提出要创造一个真正无国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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