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物质回报方面，奥运会前新加入的海外新闻专员均表示这是一段有意义的体验，为自己的奥运会经历增添了有趣的回忆，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而署名稿件的发表也给自已带来了一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之前长期参与“世界说”国际新闻生产的受访者则把参与奥运会报道定位在兴趣与工作之间，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业内人士的专业指导、学习专业的媒体知识和新闻操作流程，并有机会参与财新智库等其他项目的筹划工作都非常有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份兼职工作为海外新闻专员的异乡生活带来一种团队的归属感，有益于他们排遣海外生活的孤独。此外，“世界说”的海外新闻专员系统主要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微信群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加入到这样一个虚拟的网络社区，海外新闻专员不仅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全球新闻资讯，而且还可以作为全球华人社区的一分子和其他优秀、有趣的青年一同成长。
四、小结与展望
后福特主义时期的灵活积累策略为企业节省运营成本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在此策略下，许多企业开始裁员，只留下一组核心的长期雇佣的员工，用外围的临时劳工增加企业的弹性，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①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为例，这种策略表现为一种“准灵活用工”实践，它将原本由雇佣劳动完成的任务转移给劳动关系之外的非特定人群或用户来完成，不但重构了传统新闻生产过程中媒介的组织结构，而且重新定义了专业记者和编辑的核心能力与角色。具体来说，位于北京的专业编辑团队是被全职雇佣的、稳定的核心员工，而兼职的海外新闻专员取代了专业记者，成为外围的“临时劳工”。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媒体机构规避了培育驻外记者、建立和维护记者站等高昂的成本；另外，确定选题、联系采访等新闻记者专业工作的一部分被转嫁到了专业编辑团队的身上。编辑也因此从一个纯文字工作者转变为产品运营者，在面对海外新闻专员的不稳定性和非专业性时，他们的协调和管理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实践反过来加重了编辑劳动的繁重性。但由于双方之间并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没有固定的、制度化的报酬支付机制，加之目前这种模式尚未获得国家、机构层面的认可和法律保护，因此能否称为一种“制度”尚且存疑，故在此将新闻的众包生产视为一种“准灵活用工”实践。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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