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与劳动研究的故事
作为一名行政管理专业出身的青年学人，我对劳动研究的兴趣始于本科阶段。在《公共行政学》和《西方行政学说史》两门课程上，竺乾威教授和顾丽梅教授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和讲解了包括泰罗制科学管理原理、梅奥的霍桑实验和人际交往理论、麦格雷戈的XY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激励理论在内的一系列西方行政学理论，这些理论都涉及对人性基本假设的探讨，主张通过对劳动者进行有效的科学化管理，实现组织的经济与效率目标。在学习和掌握这些理论的过程中，我逐渐对一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企业是如何将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源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的？是如何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在这种求知欲的驱动下，我在课余时间阅读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人类动机理论》(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再论如何激励职工》(OneMore Time : How Do You Motivate Employees?)等大量西方经典的行政学和管理学文献，这些著作不但深化了我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与思考，而且帮助我夯实了相关的理论基础，丰富了相应的知识储备。
如果没有起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曹晋教授的推荐，没有之后亲炙莫斯可教授的经历，那么我的学术旨趣可能会沿着行政管理的路径走下去，即聚焦政府或者现代企业组织及其人力资源管理，和新闻传播与媒介产业也许永远将是平行线的关系了。在导师莫斯可教授的推荐下，我在博士一年级时仔细研读了他和凯瑟琳·麦克切尔教授合著的《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和《传播的劳动：全世界知识劳工会联合吗?》（TheLaboring ofCommunication :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两本彼时在传播劳动领域极富系统性、权威性和前瞻性的“鸿篇巨制”。同时，在导师学术旨趣的直接影响下，我的博士论文最终聚焦中国出版产业中的编辑群体，试图解释中国社会的加速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对编辑人员日常工作及生活的全方位影响，尤其是探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背景下，编辑人员所面临的诸多机遇和挑战，进而剖析作为“新知识无产者”的他们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勾连关系。可以说，这项研究旨在通过极富冲击力的第一手经验材料，向读者呈现这样一番时代图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以编辑人员为代表的广大中国知识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受到了资本、技术和权力的多重宰制，他们不但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在改革前所享有的崇高的社会地位与声望，而且在经济上也被无情地甩出先前由政府统包统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陷入“朝不保暮”的不稳定状态。博士论文所采纳的这一鲜明的批判主义立场一直持续至今，成为我学术研究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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