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媒介化理论与数字劳动研究之间可以产生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对话：前者的研究仍存在重要缺憾没有关注媒介化过程对当代劳动的重塑意义，以及它是如何与政治经济权力勾连的；而后者完全可以将媒介化理论作为自身区别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脑力劳动等概念的立身之本。即“数字劳动”作为学术概念与分析范畴的主体性，在于探讨传播新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不仅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而且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
- 劳动如何媒介化？
陈卫星论述道：“从重新塑造社会生态和产业结构开始，当今时代的新媒体正在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介入。”②围绕数字媒介所依托的中介物和载体所产生的新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实践，已经按照媒介逻辑重新结构化或正在结构化生产关系。③邱林川提出“网络化劳工”，也就是指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过程随着数字技术和ICTs的普及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被日益网络化，这里的“网络”是指新的生产工具。④
以媒介产业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杰拉尔德·瑟斯曼（Gerald Sussman)和凯里·希金斯-多布尼(CareyHiggins-Dobney)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电视新闻业的新闻工作者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下，因为生产新闻比购买其他形式的节目成本来得低，所以本地工作日的新闻从2003年的每天3.7个小时增加到2011年的5.6个小时。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为了满足资本对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渴求，不得不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新闻生产环境中工作，工作强度可见一斑，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闻的质量。①瑟斯曼和希金斯-多布尼进一步发现，自动新闻生产技术的推广(以及机器人的使用)使计算机可以替代大量摄像师、音频技术人员、图像生成师等媒介产业中不同职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电视台的控制室中，而且还表现在新闻的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编辑、摄像、直播车操作员工作数量的减少和工作职责不断的趋同化。在此，对于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而言，他们一方面面临着工作强度加剧的威胁，另一方面陷入工作可替代性增强的困境，即专业主义精神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泯。曹晋和许秀云则调查了网站编辑群体，在其考察的网站，89%的编辑表示曾将工作带回家进行。两位学者认为，工作时间的弹性反映在工作时间的免费延伸以及工作对于家庭生活的侵占。在传播新技术的助力下，市场逻辑如虎添翼，延伸到生活的各个空间中，并且俘获了家庭，“而唯一的获益方仍是雇主，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编辑在家中的工作时间支付工资”②。周鹏发现，新技术全面渗透到新闻劳动之中的结果是使新闻记者沦为技术的奴隶。③这表现在：一方面，新闻劳动被行动网络“异化”成无时间、无空间限制的生产活动，无限增加了新闻记者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雇主高举“数字融合”的大旗，最终的负担实际上落到新闻记者身上，数字融合不仅是媒介融合，更是记者本身的各种新媒介技能的融合。以往是多部门和多人协作的任务，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文字记者需要承担写稿、摄影、出镜、运营新媒体平台等诸多不同的工作，成为“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①陈甜甜通过研究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发现，“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重新界定着劳动过程，并因此界定着劳动者的职业结构，适应性和多技能成为对劳动者的内在要求”②。具体而言，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新的绘图软件的同时，又在重复着大量程式化、生产线化的工作，工作的艺术性和创意性被不断牺牲，时刻处于过度的身体劳累与去技能化的危险之中。除此之外，维奇·梅耶尔(VickiMayer)通过在美国、巴西等国家或地区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揭示出新电视经济中内容的主要生产者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专业导演或团队，而是大量非专业，但颇具创造性的个体，如DIY摄影师、真人秀节目制作人等。③一方面，他们从事着大量“隐形的劳动”(invisiblework)，即他们的劳动不是被低估，就是被视而不见，因此他们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且工作日趋弹性化；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成果和专业人员的劳动成果一样都进入商品流通体系，为资本积累和增殖做出同样的贡献，同时加速资本在全球电视行业内的扩张。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②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14页。
③Altheide, David and Robert Snow.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1979.
④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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