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上述微观、中观与宏观的研究维度和框架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以新闻工作者、动漫创作者、自由作家、出版社编辑人员、新媒体企业实习生、视觉特效师等不同面向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他们在追求利润与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理念、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替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不断被去技能化、无酬化和分散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密切关联，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理论聚焦。②
首先，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加速了媒介产业中数字劳工的商品化进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③这一过程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实现的。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等学者在对英国和西班牙六家数字化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强调随着数字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生产大量新闻节目以满足24小时播报新闻节目的要求，新闻工作真正成为24小时不间断的劳动，固定的截稿时间不复存在，记者疲于奔命，随时接到任务，随时采、写、编、发，致使包括调查能力在内的诸多“创造性”能力被“操作性”能力取代。这一取代在导致新闻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使新闻工作者彻底沦为高度依附于计算机的“鼠标猴”(mouse monkey)。①在这种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同时发生的过程中，不只是职业技能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了，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解了。刘昌德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报社记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字技术和ICTs导致了新闻报道工作的琐碎化，记者的经验和知识被迅速贬值，其职业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不断被消除。②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强调的工作“概念”(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的分离在媒介产业数字化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③琐碎化的简单劳动不断将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转变为“非技术型”或“半技术型”工人，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所指涉的“工作降格”在数字化时代的传媒生产活动中日趋严重，即当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因其专业知识和能力被去技能化而不得不进行简单劳动时，资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而将劳动力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驱力加速了上述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劳动)向一般劳动的转变。④这种转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媒介数字劳工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加速贬值，并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自动化新闻的兴起，这种去技能化的工作甚至面临着被写稿机器人取代的危险，到那个时候，新闻记者的劳动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将进一步被削弱。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Mosco, Vincent, McKercher, Cathrine and Ursula Huws.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Analytica Publications, 2010.
②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③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劳动力的商品化，是指在社会经济中，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而且，直接生产者的生存资料，也主要依靠其出卖劳动力的方式而获得。因此，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成为资本为纽带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本前提。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劳动价值理论的起点，同时，劳动力是根据购买者的需要和欲求进行组织与使用的——这些劳动力的购买者往往是以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为第一要义的雇主，因此他们对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存在着特殊且持久的兴趣，并导致劳动力的持续贬值。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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