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德看来,赫尔德在总结上述事实之时,进行了一种目的论上的倒置：
直立行走阶段之所以为人类所拥有，根本不是根据人类将来朝向理性的迈进使他理性地去使用四肢；恰恰相反，以下还是赫尔德的观点]正是由于直立行走阶段这一事实，他才获得了理性。①
康德完全同意赫尔德的观点，并总结道：“理性不是别的，只是一种后天获得之物。”
想要确定头部的哪一部分构造(包括从外部看到的头部外形和从内部看到的大脑)与直立行走这一能力有着必然的联系；更有甚者，想要确定头部组织(它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了同一个样子)是怎样包含了人这种动物所拥有的理性能力的基础，这一雄心明显超出了人类的所有理性：不管人的理性是沿着生理的主线一步一步地发展，还是在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过程中实现了它的飞跃。②
其实，我们在这里所要拥护的既不是赫尔德的观点，也不是康德的观点，因为赫尔德忽视了打开制造类处理这一空间的“手的解放”③,忽视了与直立阶段的关联物，也即技术性，而康德的先验哲学则无法阐明这一技术性在持留上的功用。正因为持留的领域对人而言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果没有人的客体(它们已经是技术客体)作为载体，那么人的理性和智性或许就会像蒸汽一样烟消云散，所以“构成者”(先验主体)反过来却是由他所构成之物构成—这意味着，他只能在后天中得以构成，因此他总会遇到他自己的“再次构成”这一问题：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被“再次构成”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是一个综合性主体(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们曾将这一现象称为人的初始缺陷;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称其为“先天的代具性判断力”)。然而，如果没有这一持留的“再次构成”，那么“构成者”便什么也不是;在持留的“再次构成”中，有一个悬而未决的、而且一直是非经验性的问题，那就是准则，因为准则是投映性的。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转引自康德对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的分析，参见康德，《历史小集》(法译本,S.皮奥贝塔译),加尼埃—弗拉玛里翁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② 同上，第106页。
③参见安德烈·勒鲁瓦一古兰，《手势与言语》第一卷，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65年;以及《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的相关评论，出处同前，自第156页起。(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自第168页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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