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某一天，美国人民将会意识到[美国人民已成为]一个帝国式的民族这一事实。[…]欧洲民族是一些非独立的民族，尽管它们享有非常宽泛的地方性自主权。[…]我们的传道士生活在好莱坞。
同年，基辛格同仁咨询公司总经理戴维·罗斯科普夫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颇具表现力：《文化帝国主义之颂？》，他在文中写道：
对于美国而言，信息时代一项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必须赢得信息流世界之战的胜利，同时还必须像昔日的英国统治海洋那样，对电波进行统治。①
关于信息流世界之战，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就已宣布开战。它是模式之战，它的基础是由于技术聚合而导致的新的全球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体系。它将是“信息社会”的模式之战。然而，1997年4月3日，当全世界开始衡量“因特网现象”之时(当时服务器数量刚刚达到一百多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相当于法国的“视听高级委员会”和“电信监管局”—向全美国宣布，从2006年起不再用无线电波传输电视节目。此外，委员会还要求美国三千八百余家发射站全力筹备，在2003年之前“完全实现数字化”。75年前，无线电波相似性视听技术系统以发射机为核心设备投入运营，但是此时它就这样被列入规划，将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消失一空。
无线电波相似性系统一直在运行，曾在短期内受到了卫星的竞争，但是现在正在被一种数字化传播机制所取代，该机制以IP网和MEPG标准为基础，用服务器取代了发射机。对于上述现象的主要后果，我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考察，在这里只指出一点：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数字技术系统将传播一种新类型的时间客体，即“超媒体”，它是非线性的，而且是“可导航的”，因为它是“可点击的”。最终，整个文化工业将围绕着这一新型客体调整它的产品。当前，电视化的时程区划以由节目表构成的“大绵延”链条为节奏，将来也会从深层次上发生转变。围绕着节目流并以它为出发点，数字化的程序工业将提供进入若干“仓储”的入口，将会把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各种机制纳入同一个体系，把按时段播送的节目表和各种导航导向工具结合在一起，形成多个大型“图像库”。上述现象的后果将会是电视的各种用途发生一种深层次的演变，而现在就应该为这些用途去制定新的模式并使这些模式得到接受。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转引自赫伯特·席勒，《走向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的新世纪》,载《外交世界》,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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