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持留过程的控制首先是对与思想有关的科技的控制，因为它既要确定判断过程，又要配备技术科学所必需的设计工具，还要调和人们对接受的各种抵触。美国及其主流理念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关键并不在于美国是一个强大而具有系统性的压力集团，尽管这一压力集团确实存在，而主要在于美国的“使者”所具有的诸多强大手段，这些手段种类齐全，遍布于使者们的各种思想科技之中，而且只需借助市场这一运作模式，就可强加到其他所有文明之上。
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种“新批判”，它既能够对上述事实状况进行分析，又能够以某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与之分庭抗礼。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或许原则上敌视美利坚帝国，何况事实上我们并不敌视它，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帝国所执行的政策是危险的，既危及那些它想控制并同化的文化，又危机它自身以及它的对等国家，归根结底，也即我们的对等国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如今都已经变成“美国的”了—当然，我们没有变成美国公民，或许也没有完全变成美国的臣民，但是事实上，我们或许已经变得依赖于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无论后果是好是坏，我们都已被“美国化”了。
美国的政策既是有效的，又具有威胁性，它的基础是对演变(且不说未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解。它的危险性在于意识流控制的工业化所造成的诸多熵的现象。与意识流控制的工业化密不可分的，是对历时性的逐渐破坏，这一方面造成了共时性在象征方面的效力的损失，使共时性不再能够形成具有向心力的各种事件的整体节奏，同时另一方面造成了各种工业象征符号所具有的魔鬼般的效力(也即离心力效力)的增长。很明显，“我们”的碎裂是一种每天都能被感觉到的危险，这一感觉每天都比以往更为清晰、常见、迫切和具体—就普遍的表述和体验来看，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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